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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者思其在我者，即心之所存之性，这就是尽心知性知天之学。

[43]《遗书》卷十一，第125页。但是，这只是其中的一层意思，这层意思只具有概念认识的意义。

有恻隐之心者，不可杀者不杀，可杀者也要视其在何种情况下、何时才能杀。[21]《遗书》卷二下，第54页。直待出水，方知动不得。值得指出的是，程颢承认恶也是性，恶之所以是性，正是从生之谓性即具体人性着眼的，如水之流，故有清浊，因此对于人之成性而言，需要有澄治之功。[1]《外书》卷十二，《二程集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424页。

因此，程颢哲学的核心是仁说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里必须关涉到性的问题，继此生理者，即是善也，就是从性上谈理的。但是，在儒学的发展中，意字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并和道德意志的关系越来越接近了。

按照后者，则必须在心之发动处着力，才能使良知不受遮蔽。如好恶是情，‘好好色，恶恶臭，便是意。此是古人不得已，补偏救弊的说话，若见得这个意时，即一言而足。因为这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根本，是他自己所有的，别人无法夺走。

意志是不能离心而言的，但意志又是心之主宰，这就是心与意之关系。情如舟车，意如人去使那舟车[19]的比喻，虽然有些不太恰当，因为这同朱子在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时所使用的比喻极为相似，好像把情感仅仅说成是工具了。

这种道德意志是一种自我直觉，即本我或真我之良知本体的自我发现，这样的知同时就是道德意志，即有定向而主张实行之，既不是茫茫荡荡，悬空去思索，也没有支离决裂、错杂纷纭之患，也就是说，道德认识不能变成一种知识，变成一种说话，或悬空的思索，而应是行为的主意，即道德意志。事实上，很难有本质区别，因为他们的哲学前提是相同的，这就是生的哲学。其实，在儒家看来，尚志与食功并不是矛盾的，君子之学，以尚志为其宗旨，但并不能以此代替吃饭的问题，这就如同哲学不能代替吃饭一样。定向性是意志的特点，因此才有意之所在的说法，凡意志都要指向一个方向或目标，但意之所在何以是物呢？这个物字按阳明的说法，不是指某个固定的存在物，而是指事物，物着事也，凡人所从事的事情都是物，换言之，物就是人的一切生活实践。

已发之后的意志有一种主动性、自动性，按照一定的方向走去，并到达目的地。只知说些孝弟的话，从一般知识论的角度而言，未尝不是一种知，比如何谓孝、何谓弟，如何孝、如何弟之类，但是如果与实践没有关系，未曾变成行为意志，这种知就不是真知，也可以说是不知。君子之为道也，其志亦将以求食与？ （孟子）曰：子何以其志为哉？其有功于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中国哲学的实践性特征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
意之所用，必有其物，物即事也。意之所在便是物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
但是，意志与人的感性的身体的存在及其活动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，并不是身体的感性活动只受意志的支配而意志与身体毫无关系，也不是身体只起消极作用而意志才是积极的。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，即立德与立功的关系问题。

有知而后有意，无知则无意矣，知非意之体乎。但在刘宗周看来，这些说法正是错认意的结果。意志本来与行即实践相联系，同时又与知即认识相联系，这完全是一种道德意志，不可能是对象认识。意志则是上行的，与人的道德目的相关，正因为如此，诚意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。[33]《良知说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八。在知行问题上，他更赞同朱子的格物致知之说，道理就在这里。

因为第一，《大学》提出的明明德，明明是说明其明德，而这个明德不是别的，就是心，就是性。我们提出这个问题，不是要辩论格物致知之学，而是要说明正心诚意之学是儒家意志哲学的最重要的内容。

在致知的问题上，二人区别也不大，因为朱子也承认良知，承认本体之知（这一点刘宗周看到了），区别主要是在格物上。但是，如果有人认为，王阳明哲学就是意志哲学，甚至是唯意志论，那就与事实不符了。

从这种理解出发，刘宗周将情感视为虚位，将意志视为定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的从心所欲，孟子的可欲之谓善，实际上是讲道德意志的，是实现自由的意志行为。

[11] 意志之对于人，如同居室行路一样不可缺，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，君子只能靠意志吃饭。它有似于意向客体，但又不同于胡塞尔意义上的意向客体，它是由主体的具体行为、感性活动完成的，同时又是具体行为、感性活动的组成部分，也就是说，这种行为与活动是有对象的，是指向客体的，这种客体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客体。他认为，意志之为意志，是常住不变的，具有恒定性，不属于动静、有无而又不离动静、有无。‘性、情字皆从‘心，所以说‘心统性情。

所谓人虽不知，而己所独知者，此正是吾心良知处。[41]《会录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三。

但就一般情形而言，他是主张将二者统一起来的，这种辩证关系，正是阳明诚意之学的一个特征。人的一切实践行为都是由意志决定的，意之所在便是物，即只有在意志的作用下一件事情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事情。

这一方面反映出阳明晚年更重视良知之自然流行而不着善恶的倾向，其四句教中的头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，最能说明这一点。事是人做的，实践是人的实践，凡做一件事情，凡从事一项实践活动，都是由意志决定的，这就是意之所在便是物这句话的意思。

虚位与定名之说，来自韩愈。由此可见，人情也罢，声色也罢，都是情感范围以内之事。这样看来，自然流行与诚意并不是矛盾的，而是一种辩证的关系。为什么会如此？因为有人为的滞著与私念参与进来，从而成为私意、私欲，也从而使良知受到遮蔽。

孔子说：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[12] 意、必、固、我，即主观臆测、绝对肯定、固执己见、唯我独尊，这四种思维方法和作风是孔子反对的。

如果没有情感需要和动机，意志从何而来？这种所谓先后的关系，不是从时间上说的，而是从心理结构的层次上说的，由于情感处于更基础的层面，因而决定了意志的活动。但是，他的知行之说，都在人情事变、声色货利之中，而不在其外。

食味之美恶，必待入口而后知，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。虽然意、志二者都是心之主宰，但意义却有区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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